來源：體壇周報 馬德興 

　　有這樣一個段子，用四句話來概括當今社會的各種公開招標，就是“用流程的合規性來保證結果的正確性；用程序的合法性來驗證內定的合理性；用競爭的激烈性來證明價格的合理性；用博弈的復雜性來確定權力的唯一性。”

　　如果把“公開招標”這四個字換成中國足球的“公開競聘”，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只不過，像工程項目、采購項目等這一類的“公開招標”無需像中國足球那樣放到亞洲足壇、世界足壇上去與他國球隊在一個公開的舞臺上真刀真槍地干，且很快便可見分曉。所以，中國足球露餡最快，自然也就成為了眾矢之的，遭遇的罵聲與指責聲最多。

　　《足協改變國字號選帥程序 國足選帥先選技術總監》一文中，記者曾提及，中國足協近年來男女各級國字號隊伍的選帥工作整體是失敗的，并指出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中國足協作為中國足球的最高管理部門，對自身的定位與認知出現了嚴重偏差。其下屬的各個部門之間也是割裂的，不是站在統一的高度、以統一的思想來展開工作。”當中國足協再次展開選帥時，竊以為，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以下幾點，即“我們要找什么樣（what kind）的教練”“到哪里（where）去找”“誰（who）去找”“怎么（how）談”等。當然，在談判過程中的責、權、利更要明確。

　　①首次選帥時的“八大標準”

　　在系列談①中，記者曾提及過，中國足協真正意義上的自主選帥始于2002年世界杯結束之后。應該說那次選帥的認真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國家體育總局根據高層指示精神剛剛組織過一次“大反思”“大批判”，足協前后召開了四次會議，征求各方意見，最終擬定了新帥的八個標準。具體包括：

　　（1）對中國比較友好，愿意幫助我們來提高足球水平。

　　（2）待人誠懇，愿意聽取各方意見，善于合作。這當然也是針對在與米盧合作期間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所擬定的。而且，當時日本足協技術委員會在與特魯西埃結束合作、選擇新帥時也曾有類似的要求，要求新任主帥的為人、性格要能融合到球隊中。

　　（3）對足球的認識水平較高，有較成熟的足球理念。（這其實與現在選帥時要求必須“要有較為先進的足球理念”只不過是換一種說法而已。）

　　（4）年富力強，有責任心，敢于管理。（這一方面是貫徹國家體育總局有關“三從一大”的精神，治軍嚴格，強調作風。另一方面也是針對前任主帥米盧的所謂“快樂足球”而專門提出的。而現在則換成了更為直觀的年齡要求，例如不超過60周歲等。）

　　（5）有比較輝煌的執教經歷。

　　（6）足球理論水平較高。（這也是在總結米盧執教期間所得出的一個結論，即米盧更多的是實戰的經驗，在理論方面特別是在向隊員講述時常常無法表達清楚，導致很多方面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7）最好帶過國家隊。（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2002年以及2006年兩次選帥時，候選人幾乎全部都是擔任過國家隊主教練或助理教練。）

　　（8）價格合理。

　　這八項要求涵蓋了從人品到水平等各個方面，不可謂不全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足協當時在選帥問題上費了一番腦筋。而且，如果翻閱最近中國足協的幾次選帥招聘公告，不難發現：每次所列出的選帥要求基本與上述大同小異。也就是說，中國足協20多年前那次選帥工作的各項準備，為現在的工作打造了一個模版。這么多年來，中國足協的各次選帥基本都沒有超出過或者說是突破過第一次選帥時的標準與要求，而像“熟悉中國足球”“熟悉亞洲足球”等內容也僅僅只是更具體、形象化而已。

　　某種程度上，八項標準回答了“我們要找什么樣的教練（what kind）”這個問題，但似乎又沒有回答清楚，因為標準看似精準、實質卻顯得有些空泛，足球場上更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技戰術理念等并未涉及。就像中國男足國家隊當下究竟更適合哪一種踢法始終沒有明確，這才會導致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家隊的技戰術打法始終在不斷改變。

　　自佩蘭率中國隊在2015年亞洲杯小組賽中以三戰三捷晉級八強后至今的10年時間里，不光是國家隊換了十任九位主教練（里皮兩次，包括久爾杰維奇此番臨時掛帥東亞杯），更重要的是，隊伍的打法和要求一直不斷在變。從佩蘭時代強調硬度、注重身體，到里皮的整體踢法，再到揚科維奇的防守反擊、到伊萬的菱形中場等等。至于如今中國男足各級國字號隊伍的技戰術指導思想與打法更不統一，也就無需再多贅言了。

　　按道理，對于中國隊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主教練這個問題，作為最高管理部門的中國足協早應該給出一個明確而清晰的答案了。但如今連最權威的部門都無法給出一個權威的、令人信服的說法，也就無需責怪外界各方人士的七嘴八舌了，所以責任還是要歸咎于中國足協。至于更深層次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原本應該是精通業務的專業部門充斥著諸多非專業人士，莊閑和app決策時不是用足球思維、而是依然以行政思維左右和決定一切，也就是最通俗的說法即“領導說了算”。這一次，足協希望由外聘的“技術總監”（大概率是位外籍教練）來牽頭負責新一任國家隊主教練的競聘工作，而不是像以往由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自行牽頭搞競聘，這當然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和變化。

　　②“誰來選”比標準更重要

　　對中國的球迷和老百姓而言，他們最樸素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時也可以說是最高要求，就是希望中國足協找一位能率中國隊進軍世界杯的主教練。所以，米盧為什么始終為中國百姓、球迷所推崇？就是因為率中國隊進了世界杯，他們不會在乎韓日不出線是否有利于中國隊、國足當時的分組是否有利等。而其他歷任主教練，除了里皮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被認為是“水貨”，就是因為沒有率隊進軍世界杯。所以，老百姓和球迷們不斷批評和指責中國足協也就不足為奇了。足協自己的本職工作沒有做好，當然就只有挨罵的份，被要求“下課”恐怕也就再合理不過了。

　　外界不會關注足協為選帥擬定了多少條標準，但對中國足協而言，在自己擬定了這系列的標準和要求之后，去哪里找到能率中國隊進軍世界杯的主教練？這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甚至至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思路。而且，這么多年來中國足協也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人脈，領導層不斷更換，對外交流活動中也一直給人以“生面孔”的感覺，難以建立起長久的合作關系。所以，靠經紀人牽線搭橋便成了僅有的手段與方式。

　　在整個選帥過程中，最根本的問題恐怕還不是這些，最重要的還是誰來選的問題。在今年18強賽中國隊與巴林隊的重慶之戰期間，記者在接受央視采訪時曾直言不諱：“我們現在的選帥，說的不好聽一點，就是有領導個人的好惡在里面。大家都說中國足球一年換一個樣，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足協的領導，或者是更高一層的管理領導不斷在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他的喜好能左右很多東西。”

　　何出此言？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足球里發生得太多了。譬如，卡塔爾世界杯預選賽12強賽期間，率隊出征的足協領導與球隊同機回到國內后，都不知道國足的主教練已經被更換了。譬如，近幾次無論男、女國字號隊伍選帥，每次都找來不少名宿或者在崗教練對候選人進行面試，然后打分、排序。這些選帥專家小組中的本土教練本著對中國足球負責任的態度，完成了工作，并將候選人遞交上去。但是，排序首位的候選人幾乎沒有一次能夠最終當選。而面對隊伍的失利，外界又會對選帥專家小組中的成員說三道四，讓專家小組“背鍋”。所以，不少資深教練都拒絕再參與國字號隊伍的教練選聘工作。

　　相比之下，近鄰韓日兩國足協的選帥工作盡管也夾雜著足協領導人的意志，而且像韓國在去年下半年還發生過一件大事，就是韓國國會調查洪明甫出任韓國隊主教練選拔過程、質詢是否內定的丑聞，但是，至少負責選帥事務的全部都是專業人士。像現在中國足協女子部的技術總監、德國人穆勒，來華之前在韓國足協擔任“人力資源強化委員會（Power Reinforcement Committee）”會長，像前德國隊主教練克林斯曼就是他推薦選拔出來的。但在2024年1月卡塔爾亞洲杯上未能完成奪冠任務后，克林斯曼被轟“下課”，穆勒連帶著需要負選拔責任，也因此走人、轉而來到了中國足協。而日本足協則由技術委員會負責具體負責各級國家隊選帥工作，國家隊主教練下課，技術委員會委員長也同樣需要下課并以此承擔責任；女足各級國字號隊伍則由女子委員會負責。

　　這一次，中國足協的選帥盡管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但希望由技術總監牽頭負責，恐怕也是能像韓日那樣，有更明確的負責人，改變過去選帥中所存在著的諸多問題。當然，最終的情況如何？恐怕還有待時間來給出答案。